中股配资平台官网【声音·责任】“分级诊疗到底是为了谁？”两会代表委员为强基发声

时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由中国医药卫生行业25家协（学）会共同主办的2026“声音·责任”医药卫生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于3月3日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召开。

来自医药卫生界的30余位全国及省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席了本次座谈会，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等领导及行业专家应邀参加座谈会。

本次座谈会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E药经理人系列媒体出品人谭勇；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资深会长潘广成；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李铮共同主持。

在此次座谈会上，来自医疗战线的多位全国、省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强基层、建体系、守底线，全方位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 的议题，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依发言顺序整理）

陈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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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区域医疗高地

全国人大代表

邢台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陈树波

作为来自基层的代表，我从一线医疗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医疗科技创新需求尤为迫切，国产高端设备的突破也刻不容缓。

市县及以上医院的高端医疗设备此前几乎清一色依赖进口。近几年，国产设备发展迅速、应用增多，但在高端领域仍难以满足临床需求。并非医院不愿使用国产设备，例如B超、检验类设备国产品牌已大量应用，但PET-CT、核磁共振等高端设备，核心技术与产品仍需突破，国家应在前沿技术、核心产品上加大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当前数字经济与AI应用需强化顶层设计，避免重复建设。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发展迅速，各家医院都在积极布局，但目前普遍存在应用场景多、落地深度不足、各自为政的问题。

我任职十年间，医院每年加大资金投入，但整体信息化水平仍不理想。系统不断升级迭代，院内运行着数十甚至上百个信息系统，形成大量数据孤岛，院际之间更是难以打通。建议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避免AI与信息化建设再次出现分散建设、重复投入的问题，医院也希望借助AI和信息化提升诊疗与管理效率。

另外，还需要深化分级诊疗，统筹区域医疗高地与基层建设。我来自基层，同时作为两届党代表，一直高度关注基层医疗发展。国家在强基层、医疗资源下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

我去年提出的深化分级诊疗、促进医疗资源下沉相关建议，也被列为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建议。但当前仍存在患者持续向高端医院集中的问题：大医院持续建设医疗高地，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仍有短板。

我认为，区域医疗高地建设与基层强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个区域内若只强化乡镇、县级医院，没有相应的区域医疗高地，疑难重症患者仍无法得到有效救治。建议以地市为单位，打造半径在100公里以内的区域医疗体系，统筹三甲医院、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功能，形成基层兜底防病、县级承接常见病、市级解决疑难重症的一体化格局。

目前国家推进的县域医共体、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地市级、县级、乡镇医疗机构之间尚未完全打通。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意义重大，但不能简单追求扩大床位规模，当前部分高端医院仍存在扩张倾向，导致本可在县、市级医院救治的患者，大量流向省、国家级医院。这一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落地。

汪道文

制定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促进法

全国人大代表

武汉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主任医师

汪道文

心脑血管疾病在我国人口死亡占比较高，城市为46%，农村为48%。为做好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国家相关部门付出了诸多努力。每年都会开展大量宣传工作，普及心血管疾病防治知识，包括此前提到的减重等相关话题，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具体体现为许多医务工作者对防治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然而，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曲线仍在上升，尚未出现我们相关工作者一直期盼的拐点，这说明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尚未达到预期。相比之下，美国在上世纪末期，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占比已在原有基础上下降60%，两者形成鲜明对比，也意味着我们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推进。

心脑血管疾病与其他疾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可防可治。经过世界范围内近百年的研究，其60%以上的危险因素和致病原因已明确，包括高血脂、高血糖、肥胖、高血压、吸烟等。实践证明，控制这些危险因素能显著减少或延缓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当然，新的危险因素仍需持续探索，但现有危险因素的控制技术并不复杂，基层医生甚至乡村医生都能实现。我曾参与乡村高血压控制项目，经过多年努力，仅高血压一项的有效控制，就显著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事件，降低了致残和致死风险。

基于以上情况，我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将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上升为国家法律层面的责任。为此，我提出：建议国家制定《心血管疾病防治促进法》，通过立法明确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将防治工作纳入基层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体系，使其成为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专家的职责则是做好培训工作，覆盖乡村医生、乡村卫生员等基层医疗人员，确保防治知识和技能真正落地。

我早年曾担任赤脚医生，负责预防接种、疟疾预防等工作，深知基层工作的实际困难。在调研中我也发现，部分地区基层医疗药品及基本医保药品难以落实，给防治工作带来诸多障碍。若能将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纳入政府工作范畴，并辅以法律保障，相关工作的推进将更加顺畅。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一个话题，希望大家支持，共同推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减少残疾和死亡。

第二个话题，是心血管领域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暴发性心肌炎和心肌炎。这类疾病导致了大量人员死亡，目前心血管医生对心肌炎的治疗仍存在诸多困难，慢性心肌炎还会引发炎症性心肌病，致死率较高，中国许多猝死案例都由其引起。此外，暴发性心肌炎在全球范围内死亡率极高，大医院死亡率达50%以上，县城及地区医院死亡率更是高达80%~90%，其核心问题在于诊断和治疗难度大，且治疗方式并非传统方法。

我从事相关研究和工作已有15年，期间带领全国多家医院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了部分证据，并制定了相关指南。但目前，基层医生对该疾病了解甚少，即便是大医院的心血管医生，也多专注于支架植入、射频消融等技术，对暴发性心肌炎和心肌炎缺乏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认知。

为此，在湖北省卫健委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暴发性心肌炎诊断治疗培训中心及质量控制中心。经过三年努力，显著提高了医护人员对该疾病的认知水平，实现了能治则治、不能治则及时转诊的目标，取得了良好成效。我很欣慰看到这些工作成果，但后续仍需持续发力，让更多医护人员掌握相关诊断和治疗知识。

更重要的是，我向国家层面提出建议，希望成立国家级暴发性心肌炎诊断治疗培训中心。实际上，成立该中心无需国家额外投入，可通过宣传教育、举办学习班等方式，普及疾病诊断和治疗知识。值得自豪的是，中国在暴发性心肌炎治疗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治疗方法成体系，死亡率已显著下降。将这些成熟的方法在全国普及，能造福广大百姓。

据研究发现，中国每年暴发性心肌炎发病约10万至20万例，50%以上的死亡率中，青壮年和儿童占比较高。看到大量青壮年和儿童因此离世，令人痛心。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国家级培训中心的建立，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诊断和治疗方法，挽救更多青壮年和儿童的生命。

霍勇

完善分级分诊，赋能家庭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霍勇

今年两会恰逢重要时间点，国务院刚刚颁布强基工程，国家卫健委也围绕强基工程推进了多项落实工作。结合我们十几年来的工作实践，从医疗机构与院外联动，以及我作为心血管医生，针对心血管疾病防救治的院前、院中、院后联动工作，我谈几点看法，相关内容也体现在我今年的两会提案中。

首先，我国过去几十年里，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整体效率及治疗水平均有大幅提升，但目前医疗机构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工作范围仅局限于机构内部，难以延伸和联动到基层和公众，无法形成长期有效的管理模式。

另一方面，大部分医疗机构的运营动力及考核指标仍停留在数量层面，包括门诊量、住院病人数、手术量。数量固然重要，但这些数量最终指向经济效益，而对于医疗机构是否能与区域联动、解决区域医疗问题，是否能让工作效率更合理、更高效，相关考核则相对较少。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看到患者携带大量病历资料和检查片子，辗转多家医院就诊，这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是不合理的。尽管当前看病存在市场经济下的自由选择空间，但这种现象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医疗服务体系。

因此，我们应重点推动医改以来建立的分级分诊诊疗制度高效、有序开展。具体而言，需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职责，小病患者应在社区就诊，如需前往大医院，需通过基层医生、家庭医生的转诊流程，同时可通过医保政策进行相应规范。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利用大医院医疗资源，让医疗服务流程更高效、更合理。今年，我也希望通过相关提案推动这项工作落地。

其次，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很多患者面临“只治不管”的问题，医疗机构目前并未将院后管理纳入工作内容。但医疗机构作为患者诊断、治疗方案制定的核心环节，对患者术后及长期健康追踪至关重要。医疗机构完成手术、干预治疗及方案制定后，如何将相关工作联动到社区，目前联动性较差。尽管我们强调医疗机构需承担部分患者管理工作，但长期管理如同接力赛，需要医疗机构与社区、医生与患者建立持续的联动机制。这就需要从医疗机构职能、医保支付等方面进行完善，明确医疗机构的患者管理责任，再由基层医生、家庭医生承接后续长期管理工作，目前这种医疗机构与社区的对接仍存在诸多不足。

第三，医疗服务的长期管理关键在于基层，也就是基层医生和家庭医生。我国已建立家庭医生签约制度，但目前该制度仍普遍存在“签而不约、签而不管”的问题，能够明确自己家庭医生的人并不多。尽管制度已建立，但受多种客观因素影响，难以落地见效。

从世界经验来看，包括香港、澳门地区，其人均期望寿命高、公共卫生服务优质、医疗服务精准高效，都与家庭医生工作密切相关。因此，今年我的一项提案旨在推动家庭医生工作提质增效，实现家庭医生权责对应，明确其责任与权利，让其能够合理把控医疗服务流向，同时建立相应的利益回报机制，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家庭医生给予奖励。

此外，我们强调打造赋能型家庭医生队伍，不仅要关注基层医生本身，更要解决其能力不足和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目前，我国一名家庭医生平均需服务两千到三千名居民，少数地区仅服务一千名左右，而两千到三千名的服务量远超单个家庭医生的承载能力。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家庭医生服务五百至六百名居民、最多不超过一千名居民，才是合理范围。

解决这一问题，短期内可结合国务院推动的家庭照护师、健康管理师等新职业，配合家庭医生开展工作，补充人力资源。长期来看，需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全科医生数量，充实家庭医生队伍。同时，家庭医生应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赋能，通过已建立的相关模型，推动家庭医生提供高水平、标准化的基本医疗服务，依托数据支持提升服务质量。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无论是通用大模型还是医疗垂直模型，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相关商业产品也在快速推进，这将对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张伯礼

县中医院牵头建立中医医共体

全国人大代表

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今年全国两会，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建立以县中医院为核心的中医医共体的建议。县级中医院是县域内提供中医服务的主阵地，是县乡村三级中医服务网络的龙头，也是城乡中医医疗保健服务体系的重要枢纽，承担着维护基层群众健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职责。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持续深入，乡镇和村的医疗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人才力量薄弱、医疗资源匮乏等问题依然突出。受硬件条件、工资待遇等因素影响，基层医生“招不来、留不住”现象普遍，老年医生逐步退出，年轻医生不愿下沉，已成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制约了健康中国建设进程。

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构建以县中医院为核心的中医医共体。以县级中医院为龙头，建立紧密协作的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推动中医药服务下沉，保障县域群众健康需求。

二是中医院切实承担县域中医药服务龙头和中枢职能。加强省市医院合作，引入新技术，巩固其在区域内的技术权威，为带动基层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定期下派专家团队，指导乡镇和村级中医服务，推动中医服务县域全覆盖。

三是建设统一的区域医疗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县中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电子病历、检验检查结果互联互通，借助信息化手段帮助基层优化流程，实现规范化、精益化管理。

四是总结推广“县管乡用”经验。在国家层面制定基层医务人员“县管乡用”的管理制度，为基层留住人才提供制度保障。

此外，我还就“做实普药、做强大药”提出建议。在企业自愿的前提下，将部分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OTC），退出医保，通过药店销售、市场定价。由此节省的医保资金，可用于支持确有疗效、临床急需的中药大品种，保证合理价格，实现优质优价。

我认为，在不增加医保负担的前提下进行结构调整，既能满足群众对安全有效药品的需求，又能节省医保资金用于支持中药大品种发展，从而维护基本医疗秩序，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唐旭东

重点强化县级中医院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首席研究员

唐旭东

我呼吁加强基于县域的中医医院建设，重点强化县级中医院发展。“十三五”期间，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诊疗中心、中西医结合国家医学中心以及传承中心等，均包含中医相关建设内容，已开展大量工作。同时，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局的指导下，也进一步充实了中医药传承工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县域次医疗中心建设仍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县级中医院普遍实力薄弱，这是中医院发展遗留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县级中医院建设。只有完善县级次医疗中心功能，才能让老百姓无需前往省城、北上广等大城市，实现一般疾病在县域内解决。要完善县乡村三级基层医疗卫生网络，需进一步加大投入，真正落实以基层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防治结合的工作要求。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安中医馆时，强调要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过去十年，国家中医局召开座谈会推进相关工作，目前市级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的中医药服务已较为完善。不仅北上广等大城市，东南沿海部分二线城市的社区服务中心，其中医科、推拿科、针灸科及各类中医外治服务也深受群众欢迎。但乡村地区的中医药服务仍较为薄弱，对此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大人才投入，在县乡村三级设立名医工作室，通过基层中医科医师业务进修等方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二是强化政策导向和倾斜，将中医适宜技术及中医优势病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三是将防治结合理念落实到乡村，针对四大慢病，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及养生康复方法，提升乡村慢病防治水平。

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短期内全面改善中西部地区乡村中医药服务能力存在一定难度，需长期持续投入。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应加强智慧中医建设投入，目前多所高校及省级中医管理部门正在推进名老中医数字孪生体建设，将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录入人工智能系统，打造类似智能诊疗辅助工具。结合远程会诊平台，可为乡村医生诊疗提供有力支撑，对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基层中医药发展需多管齐下，既要注重人才投入，改变以往单纯投入基建、设备的模式，更要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通过绩效考核等机制，推动中医药特色优势充分发挥，切实解决老百姓尤其是慢病患者的诊疗需求，同时持续加强人才培养。

正如张伯礼老师所提及的“县管乡用”“乡管村用”模式，需构建上下联动的医联体，以加强后的县级中医院为核心推进医共体建设，结合人工智能远程会诊平台提供支撑，同时县级中医院定期向乡镇派驻医务人员，逐步提升乡村整体医疗服务水平。这与国家推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政策要求高度契合，也是扩大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破解优质中医资源分布不均的有效路径。

姚树坤

人工智能助力慢病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

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

姚树坤

目前，我国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慢性病患病率极高。其中，高血压在成年人中的患病率已达27.5%，高血压前期人群占比41.3%，但高血压知晓率仅为50%，有效控制率仅为20%多。

我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达12.5%，糖尿病前期人群占比35.2%。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同样高发。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权威资料，60岁以上人群中，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达78%，其中高血压患病率为58.3%，糖尿病为19.4%。

其中，有43%的人群存在多病共患情况，这类疾病也被称为共患病。这些共患病具有共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除遗传因素外，主要包括体重超重或腹型肥胖、代谢性炎症，并在此基础上引发胰岛素抵抗。

病因是疾病发生发展的基础，消除危险因素是对慢性病开展对因防治，这是最理想、最有效、成本最低的预防保健与治疗方式。规避危险因素可实现未病先防；对于已患病者，消除危险因素可使多种共患病得到长期缓解，甚至停用降糖药、降压药，进而恢复健康。因此，病因预防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对因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在慢性病防治中占据核心地位。

人工智能能够重塑健康管理的全链条价值，涵盖智能预防、智能筛查、智能诊断、风险预测、智能干预及智能追踪随访等环节。

当前，在健康管理领域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数据来源多元、方案多凭经验、科学性不足、患者依从性差、随访不规范、管理不及时等。

通过人工智能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利用大模型对多元异构化数据进行采集与整合，形成个人健康画像；开展智能健康评估，生成精准干预方案；通过手机智能客户端，对依从性较差的患者进行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打卡管理及智能问答服务；借助智能手环、智能戒指等可穿戴设备，实现血糖异常、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等情况的智能监测与报警；同时可通过智能数字人实现交互。以智能戒指为例，可实现心率、血氧、压力、体温、睡眠、运动等多维度监测。

近两三年，我们已与相关研究机构合作，研发配套软硬件，并在多个社区开展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智能化管理试点。

智能健康管理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疾病，通过控制体重、限盐、缓解精神紧张、改善睡眠、戒烟限酒等措施，借助手机智能客户端实现对患者高效、高质量的管理。我们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

司富春

推进社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

司富春

基层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广覆盖的社区是中医服务的主阵地。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多项政策，促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推动社区中医药发展。

目前，我国以中医馆为核心的基层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覆盖率超过97%，全国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群众看中医的便利性显著提升，中医药在基层健康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然而，在服务可及性基本解决的情况下，与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相比，我国社区中医药服务还面临以下短板：

一是资源配置不均衡，区域差异显著。基层中医馆“重建设、轻运营”问题突出，部分地区设备闲置率超过30%，服务能力不足；医共体建设中，中医药未纳入绩效考核核心指标。

二是人才结构断层，基层队伍不稳。一些省市基层中医师本科以上学历仅占30%至40%，而三年流失率则超过4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遍存在“一人多岗”或“有馆少医”现象，高学历、高职称、特色专长人才匮乏。

三是适宜技术应用层次偏低。多停留在简单技术操作，缺乏针对重点病种的综合治疗方案。

四是医保政策适配性不足。DRG/DIP支付方式与中医诊疗特点不匹配，中医服务项目数量少、定价低，部分适宜技术无医保支付路径。

五是中医药治未病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未充分嵌入高血压、糖尿病等社区慢病管理，中医药健康教育与科学普及不足。

六是社区中医药发展空间巨大，但药食同源等新业务扩展受限。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系统化政策供给，筑牢社区中医药发展根基。将推进社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入“十五五”基层卫生专项规划，明确其作为治未病主阵地、慢病管理中坚力量、康复照护重要支撑及健康文化传播前沿的核心定位。加强省市主管部门指导各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制定中医科、中医馆的差异化发展路径，避免同质化与空壳化。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与监管机制，在基层预算中单列中医药科目，重点支持硬件建设、人才培养与质量监管；在医共体内推行融合中医贡献度的多元薪酬考核机制，定期督查中医设备使用情况，降低闲置率。

二是加强社区中医药人才引育，打造高水平服务队伍。支持高校设立基层中医班或社区中医药专业，定向培养社区中医师，并落实编制保障，增强基层岗位吸引力。重视招才育才，指导各地市大力招引培育社区中医药人才，在职称晋升、科研立项上向基层倾斜；设立“基层名中医”培养专项，加快培养一批社区中医名医师。激发内生动力，严格落实中医馆医师配备要求，建立台账与督查机制，确保有馆有医。

三是系统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创新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社区中医药服务基础，支持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范中医科室设置，配齐人员设备，围绕常见病规范推广针刺、艾灸、推拿等适宜技术；针对颈肩腰腿疼、失眠等病症，形成“标准化+个体化”综合干预方案与可复制、可评价的服务包，探索医保打包付费。加强基层中医优势病种专科、针灸康复科建设，鼓励发展睡眠、减重、儿童调养等中医特色门诊，形成技术品牌。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将体质辨识与中医药干预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失能老人、康复患者提供上门与日间照护；对优秀服务模式进行奖励和推广，推动中医药深度融入社区生活。

四是深化中医慢病管理，构建协同防控新格局。构建“中西协同加多维干预”的慢病管理模式，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制定中西医结合社区管理方案，系统融入中医药、针灸、功法及情志调试等综合干预手段。推广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特色康复与运动处方，纳入家庭医生健康管家服务。推动药食同源产品研发与社区应用，科学融入慢病膳食指导。大力开展健康大讲堂、新媒体科普、慢病管理训练营等体验活动，提升居民对中医药的认同感和主动应用意识。

五是推进数字赋能，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加快建设社区中医药信息平台，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增设中医诊疗、体质辨识等专用数据字段，推动上下级医院中医信息互联互通与结果互认。加快布局推广“互联网+中医药”与AI辅助诊疗，开展在线咨询、寻访随访与管理服务；探索AI在体质辨识、处方审核等方面的应用，结合可穿戴设备数据与中医辨证形成立体健康画像，为个体化干预提供精准依据。

六是创新医保支付机制，拓展多元服务新内涵。深化医保支付改革，在DIP/DRG中显著提高中医优势病种权重，支持各地积极试点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费、中医适宜技术打包付费等支付方式；提升社区首诊中医药服务报销比例。拓展社区中医药服务内涵，在严格监管下，允许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备案方式规范提供药食同源产品、中医药茶饮等服务，探索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支持研发推广具有地方特色的药膳、茶饮等社区中医药名产品，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科普品牌活动，推动实现“医、防、养、管、产”融合发展。

丁振干

县域医院要主动“建高地”

浙江省人大代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苍南医院副院长

丁振干

我长期从事皮肤病的临床诊治与研究，作为县级三级医院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基层医疗服务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今天我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强基层、建高地”，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与健康保障下沉，谈三点看法。

首先，“强基层”是民生底线，核心是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上病。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但长期以来，县域尤其是乡镇和社区医疗机构面临人才匮乏、设备落后、专科能力薄弱的困境。

以我所熟悉的皮肤病领域为例，许多基层群众长期受湿疹、银屑病等慢性病困扰，但因为基层缺乏专业诊疗能力，不得不往返于城市三级医院，既增加了就医成本，也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强基层，首先要让基层有能用的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派专家坐诊的浅层帮扶，更要推动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例如，通过师带徒、结对帮扶、长期派驻专科骨干、搭建远程教学平台等方式，让基层医生真正学到本事，实现本土人才留得住、能干事。

其次，要让基层有称手的设备。应加大对基层医疗设备的投入，特别是常见病、慢性病的基础诊疗设施，让基层能够完成初步诊断和常规治疗，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更重要的是，要依托医保政策杠杆，完善分级诊疗报销机制，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降低群众基层就医成本，从制度上引导群众选择基层就医。

其次，“建高地”是发展的支撑，关键是让老百姓能够看好病、少跑腿。如果说强基层是筑牢健康防线的地基，那么建高地就是打造医疗服务的高峰。建高地并非单纯建设大型三甲医院，而是要以省级、市级核心医院为引领，带动县域医院打造区域医疗高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作为县级三级医院，我们是连接大三甲高峰与基层医疗网底的关键枢纽。以我院皮肤整形美容中心为例，依托上级医院的学术资源，我们打造了县域皮肤病诊疗高地，不仅解决了本地疑难皮肤病患者的就医需求，还辐射到周边县区，这让我深刻感受到建高地需要上下联动。

一方面，大三甲医院要发挥高位引领作用，将优质医疗资源和先进诊疗技术、科研成果下沉到县域医院。

例如，通过专科联盟、医联体建设，让三甲医院专家团队深度参与县域医院的学科建设、疑难病例会诊和手术指导，帮助县域医院打造特色专科、重点专科，填补诊疗空白。

另一方面，县医院要主动攀高峰、建高地，结合本地疾病谱特点，培育优势学科，让高地真正接得住三甲医院下沉的患者，也能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学术支持，形成三甲引领、县域支撑、基层服务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

最后，“强基层”与“建高地”两者相辅相成，核心是打通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后一公里。两者绝非割裂，而是辩证统一。没有高地的引领，基层医疗能力提升就缺乏方向和支撑；没有基层的夯实，高地的医疗资源就会陷入人满为患的困境，难以实现优质资源的高效利用。

结合当前社会现状，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病患者增多、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我们更要推动两者深度融合。以皮肤病诊疗为例，可以构建三甲医院攻坚疑难重症、县医院负责复杂病例诊疗、基层医疗机构承担慢性病管理与健康宣教的分级诊疗模式。大三甲医院聚焦科研攻关和疑难病例救治，为县医院提供诊疗方案；县医院打造区域诊疗中心，承接基层转诊的复杂病例，同时指导基层医院开展慢病管理；基层医疗机构负责辖区群众的健康筛查、日常用药指导和生活方式干预，真正实现预防在基层、诊疗在县域、攻坚在三甲。

此外，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强基层、建高地”的重要抓手。我们可以搭建全省统一的远程医疗平台，实现三甲医院、县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病例共享、影像互通、远程会诊，让基层医生遇到疑难病历时能够随时连线三甲专家，让县域患者无需奔波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本地疾病谱特点，精准布局基层医疗资源，让健康保障下沉更具针对性。

作为人大代表，同时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将持续关注基层医疗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未来，我也将带领团队深耕皮肤病诊疗领域，在强基层中做好技术帮扶，在建高地中打造专科标杆，为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守护群众皮肤健康、助力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徐晓婵

合理设置基层医疗架构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徐晓婵

我长期扎根基层医疗一线，曾有过驻村医生的经历。当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村医匮乏、人才流失严重以及待遇普遍偏低。近年来，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与倾斜，许多地区的医疗空白已逐步被填补，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与发展。

在乡村基层调研中发现，群众常见病如头疼脑热以及部分慢性病的医疗可及性已显著提升。以我曾驻点的山村为例，过去不少地区存在医疗空白，而如今随着基层医疗服务网络的完善，“小病不出村”已基本成为现实。

当前群众反映最为突出的问题，集中在突发疑难危重症及急诊救治领域，尤其是在转诊环节存在明显堵点。目前，患者的转诊多以自主选择为主，缺乏科学有效的引导机制。虽然设有会诊中心，但其职能主要局限于医保监管，未能有效发挥在转诊协调中的实际作用。

我们需要明确，分级诊疗模式的设置究竟应以谁的需求为出发点，是我们认为的合理模式，还是老百姓、医院或相关部门的实际需求。我所在的医院已设立转诊治疗中心，初衷是对接基层医疗机构，尤其是本院的基层协作单位，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

但在转诊中心建设和转诊过程中，我们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并非所有基层协作单位的患者都愿意转到我院；二是我院也无法解决所有转诊患者的问题。当前的分级诊疗主要是纵向结构，即一级、二级、三级医院的层级划分，但对老百姓而言，更大的困扰是找到一家医院无法解决问题，需要反复奔波多家医院。我们缺乏一套完整规范的诊疗架构，这套架构既需要纵向的层级诊疗，也需要横向的协同配合，同时要为老百姓提供就医指导、帮助以及信息支持。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分级诊疗实际运行中的困难、老百姓的真实诉求，以及医院之间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诊疗结构，让老百姓就医不折腾、医院运营无额外负担、政府部门监管更高效，通过深入思考和探讨，形成合理的诊疗模式。

此外，在基层医疗方面，虽然部分地区仍存在缺医问题，但相较于以往已有明显改善。通过人才培养制度、优惠政策等，已能引进一部分医生到基层工作。不过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仍不尽如人意。

基层医生的日常工作，九成以上是简单重复性的诊疗，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遇到疑难危重症、突发急救或术后康复等复杂需求。这意味着，基层医疗队伍并不需要人人都具备高水平的疑难病诊疗能力。

此前有相关文件曾提及“特岗全科医生”，但尚未有明确的制度解读。我认为，在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全体乡村医生疑难病诊疗能力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设立特岗全科医生制度，来精准补充基层医疗力量。毕竟，一个地区并不需要配备大量高水平医生来应对发病率较低的疑难杂症。

结合我个人的经历：目前我已从驻村医生岗位回到本院工作，但我曾服务过的乡镇老百姓遇到疑难危重症时，仍会通过我寻求转诊帮助。我希望，如果能赋予我“特岗全科医生”的身份，即便我在三级医院工作，也能以这一身份专门负责该地区老百姓的转诊协调工作。这种基于实际需求的制度探索，或许能为破解基层转诊难题提供一个可行且值得尝试的方向。

苏俊

做好基层慢病管理

贵州省人大代表

德江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苏俊

我带来的发言是如何做好基层的慢病管理。

目前基层医疗卫生的现状是:

一、多数慢性病未能得到规范管理，规范管理率很低。公共卫生系统数据显示的管理率多在百分之六七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真实的管理率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二、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山区的人民群众，对慢性病用药的依从性远远不够，对健康的认识也远远不到位。家庭经济收入是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其次，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专业人才数量也远远不足。

三、信息化建设严重不足，未能实现互联互通，多数数据呈碎片化状态，数据标准不统一、规范不统一、管理不统一。当地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没有推行和发布统一的慢病管理规范。

四、专项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公共卫生经费方面，反映出部分地方政府领导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同时，考核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对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对于基层医院，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医务人员，其对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能力必须通过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二、建议以区县为单位，搭建信息智能化平台。目前我们德江县正在推进这项工作，前期已以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为平台，完成了县、乡、村三级信息化平台的搭建。同时，与妇幼健康和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数据平台也已相互连接完毕，初步实现了数据的互联互通。因此建议各地积极建设信息智能化平台，实现县乡村互联互通，并打通与疾控中心、妇幼健康信息系统的壁垒，使数据能够共享。

第三、建议由当地卫健部门统一制定和发布适合各区县的医防融合管理方案，形成白皮书，以网格化方式开展慢病管理，真正实现地方标准统一、管理口径统一、药品品规统一、考核标准统一。第四，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慢性病防、筛、诊、治、管、访的资金投入，完善激励机制，真正将慢性病管理逐步推进到一个有效运行的轨道上来。

王成文

建立基层人才编制池

青海省人大代表

大通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王成文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结合我省实际和近期调研，我围绕“强基层、建高地”这一主题，谈四点建议。

第一，深化“两个允许”，用薪酬改革筑牢人才“蓄水池”。建议进一步落实“两个允许”，并在紧密型医共体内推行“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的升级版。可以探索建立“基层人才编制池”，由县卫健部门统一招录、统一培训、统一派驻，确保新进人员“下沉到底”。

第二，做实紧密型医共体，从“技术帮扶”转向“利益共享”。建议在医保支付方式上，要全面落实“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机制，鼓励医共体主动下沉资源做好健康管理，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只要住院率降下来，医保结余资金就可以按规定用于医务人员薪酬发放，形成“医生愿意沉、基层愿意接、患者愿意留”的良性循环。

第三，打造“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的共享中枢，解决设备与人才不匹配问题。针对基层诊断能力薄弱的问题，建议以县为单位，升级建设“五大资源共享中心”（影像、心电、检验、病理、消毒供应）。村卫生室负责采集数据（如做心电图、拍X光片），数据通过专网上传至县级医院甚至省级三甲医院，由上级专家出具诊断报告并下传。

第四，以“人工智能+”赋能基层，让AI成为家庭医生的得力助手。2026年是人工智能深度应用的关键年。建议由政府统筹建设统一的基层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利用AI进行“智能审方”，对基层医生开具的处方进行实时风险提示，保障用药安全；同时推广AI辅助诊断系统，帮助基层医生在接诊时快速获取诊疗建议和临床路径，弥补经验不足，真正为村医“装上智慧翅膀”。

内容审核

一审：白晨

二审：赵鑫娜

三审：梁蕾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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